柱、到胎柱、到月柱、到日柱、到时柱,这是由上至下的过程，也是由尊到卑的过程。而且,每一柱也分别代表了一定的族亲关系:

根据这样的尊卑次序,产生了两条推算的基本规则:

(1)上克下为顺(以尊制卑,顺理成章);下克上为逆(以卑犯上,非理非义);

(2)上生下为劣(贫贱);下生上为优(进前程)。

比如引文中所列举的命例:

这里,干支纳音自下而上递克,构成了时纳音(火)克日纳音(金),日纳音(金)又克月纳音(木),月纳音(木)再克年纳音(土)的形式，于是,主损伤尊人,家门破败,危及本身。

同样,引文中另一个例子:

这里,四柱中有两柱纳音一一日柱和时柱一克犯胎元纳音 ,所以主尊人早年丧亡破败,本人幼年孤贫。相反,同是引文中的例子，下例中月、日干支纳音生年干支纳音,时干支纳音生胎元干支纳音,这是下生上，因此“应进财名也”:

在推理方面,《玉照定真经》在运用纳音五行之外,也同时运用了正五行的生克关系。一正五行是由干、或者支本身为载体,而纳音五行则以干支上下组合为一体的柱为构成单位。正五行的运用，表现出分析对象逐渐由于支一体的单位(纳音),向干或支作为分离的独立单位(正五行)的过渡。一不过 ,《玉照定真经》还是沿着《李虛中命书》的路线,强调:纳音生克为主，即前引所谓“凡命克干,主轻;克音,犹重耳。”比如,即上引文献中的又一例子:

这里,天干的五行出现由下而上的递克现象，但《玉照定真经》认为，虽有凶灾,但不严重,只危及尊上,不危及本身。足见当时更重视纳音的生克关系。

关于于支本身上下的五行生克,也有类似上述干支纳音的规则。《玉照定真经)说:细察阴阳,居分得失;

注云:何先何后?何吉何凶?细视之三元(上)下。

全逢下克,四亲孤，尤忌二尊;

注云:支克干也。假令癸未年,壬成月,庚午日,已卵时,癸丑胎，皆下克上。

四亲二尊人尤忌之象。

复立上官多,常退阴人小口;

注云:干克支多也。假令甲辰年，甲戍月,丙辰日,己亥时,上克多,所人,小口尤忌。

三来克下官嗔;

注云:三干克三支也。假令乙丑年,甲戌月，丁酉日,皆是三上克下也。外颇同。

三制上时鬼贼;

注云:三支克三干也。假令甲子年,庚午月,乙西日,甲申时,三下克上,应鬼赋,小人之害。

二上二下,同类、妻财之事;

注云:二上克下,兄弟之忧,妻财之灾耳。

一克则论于胜负，尤分背我之情。

注云:我克柱则吉;柱克我则忧。

这是讨论命局中干和支上下相克的关系。在我所引用的《玉照定真经》中的命例中,可以看到,胎元这一柱有时出现,有时不出现,可见胎元在古典框架中的地位并不是十分稳定的。由唐至宋,虽然以纳音为主的古方论命方式仍在发展,但胎元于支这一柱,却逐渐从古典框架中分离出去了。

前面谈过,今天见到的《李虚中命书》,是到宋代才成书的。这是说,它本身经历了自中唐李虚中年代到宋初的命理学的发展过程。因此,其中有些地方反映出从原来完全由“年”出发,逐步向后来以“日”为主的论命模式(即今法时期的标准模型)过渡的痕迹。书中说:

大抵年为本则日为主，月为使则时为辅。

原注:年为日之本，日为命主,如君之有臣,父之有子,夫之有妇，国之有王,是胎、月、生时为主、本之扶援,欲得以序相承顺也。

主本保和,未有贫贱之人;时日乖违,岂有久荣之理。

原注:主本保和,相育为贵。年克日,减力也;日克年,虽主贵气,亦多选剥,况日,时俱克于年,乖离尤甚也。

这里，虽然作者用了“大抵”这样不很确定的语气，但不难看到，在命理基本结构内,这时已经出现了两个重心:作为“本”的年柱和作为“主”的日柱,而月柱、时柱则成了“使”和“辅”,分别依附于这两个重心:

当然，作为本的年柱依然是最重要的命理推理的出发点。《李虚中命书》说:主本倒乱,

原注:火年水日,更先逢生旺,继逄死绝。

父子乖违。

原注:日克年,时克月,贫贱之人皆从此出。人生元命犯以上之格，皆主贫贱害身,如此而元命有气,却得富贵者,必不久而多凶也。

可见,这里虽分本、主,但依然遵循着前面讨论过的尊、卑上下的关系:卑者不宜克尊者。